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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錢江支行偽造合同收貸案調查:建行參與造假
發表日期:2010-11-25
  

炫舞梦工厂手机版下载 www.gbznj.icu 銀行和借款人聯手造假,并以假合同打贏了一、二審官司,讓無錯“擔保者”背上了千萬債務。在公安機關查實、檢察機關發出《檢察建議書》要求法院改判糾正后,參與造假的借款人員被判刑,而銀行造假者卻照常上班,再審法院竟然又依據假合同維持了原判

  銀行和借款人員聯合造假,并以假合同打贏了一、二審官司,讓無錯“擔保者”背上了千萬債務。這是最近發生在我國金融領域的又一丑劇,揭開這一丑劇的是杭州市江干區公安局的民警們。

  這起造假事件的主角是中國建設銀行杭州錢江支行和借款者杭州三利食品工貿有限公司。由此背上千萬元債務的冤大頭是浙江順風交通集團有限公司。

  錢江支行和三利公司造假的目的為是了延長1000萬元貸款的期限。為此,雙方共同偽造了一份假擔保合同,并以假合同打贏了一、二審官司,讓無過錯的擔保企業順風集團償還全部貸款。

  事后,公安機關破獲了這起造假合同案,三利公司參與造假者被判刑,而偽造假擔保合同的主角錢江支行的有關人員卻正常上班。此時,浙江省檢察院也向浙江省高院發出《檢察建議書》要求其改判糾正,但浙江省高院再審期間,還是維持了原判。

  銀行和借款者合謀造假

  2004年1月17日,錢江支行向三利公司發放了1000萬元貸款,由浙江金義集團公司、金義集團董事長陳金義、順風集團3方共同提供擔保,并簽訂保證合同借款期限為6個月,保證期限為兩年。

  需要說明的是,三利公司為金義集團的下屬企業,其法人陳銀鳳是陳金義的姐姐。

  各方在這份真擔保合同的第四條中特別約定:“甲方確認,乙方與債權人協議變更主合同條款的,視為已征得甲方事先同意,甲方保證責任不因此而減免,但以下兩種情況除外:延長債務履行期限;增加債權本金金額”。

  6個月的借款到期后,錢江支行又與三利公司簽訂了延長1000萬元貸款期限3個月的《借款展期協議書》。金義集團和陳金義分別在展期協議上蓋章簽字,順風集團則沒有蓋章簽字。金義集團的經辦人杜慧琳、程志祥偽造了順風集團的印章,在展期協議上蓋了章。

  2005年3月,三利公司借款未還,錢江支行準備起訴三利公司、金義集團、陳金義、順風集團償還貸款。

  錢江支行工作人員宗忠和吳艇在公安機關訊問時交待:為了避開原真擔保合同中因“延長債務履行期限”——順風集團可減免保證責任的特別約定,兩人利用銀行的擔保合同文本,重新偽造了擔保合同條款,劃去第四條中“以下兩種情況除外”的特別約定,金義集團則偽造了順風集團法定代表人的簽字,并加蓋了順風集團的假印章,雙方共同偽造了一個順風集團的擔保合同。此事,二人向錢江支行的有關領導進行了匯報。

  錢江支行依據假合同將三利公司與擔保3方起訴到杭州市中級法院,要求償還貸款。

  在一審中,順風集團雖然提出《借款展期協議書》并非順風公司真實意思表示,順風公司未在該協議書上蓋過公章和簽過字,但由于無法提供有力證據,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三利公司歸還建行錢江支行本金和利息并支付違約金,承擔案件受理費、財產保全費鑒定費,順風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順風集團不服一審判決,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并提交了鑒定文書,以證明《借款展期協議書》上的簽名和公章與順風集團的公章和法人簽名不符,未獲法院支持。最終,浙江省高院維持一審判決,順風集團再次敗訴。

  順風集團法務總監羅建慶告訴《法人》記者,由于三利公司、金義集團和陳金義不是無錢可還就是下落不明,因此法院查封了順風集團下屬5個企業共計近2846萬元的股權和房產,事實上這也就成了償還銀行貸款的唯一財產。就連執行法官也明確表示,只能由順風集團一家償還三利公司所欠的全部貸款及利息。

  羅建慶激憤地說:“由于法院查封了一些經營性資產和銀行賬戶,嚴重影響了企業的日常經營。致使企業經營步履維艱,900多名職工的生活受到了影響,這場官司真是坑苦了我們!”

  終審判決生效不久,順風集團意外地找到了真實的擔保合同,當即向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報案,并向浙江省高院提出再審申請。

  再審還輸,都是法律和司法解釋打架惹的禍

  杭州市江干區公安分局立案后,很快偵破了此案,并抓獲了造假者錢江支行的宗忠、吳艇和金義集團的杜慧琳、程志祥。

  金義集團的杜慧琳、程志祥交待了偽造順風集團印章,并使用該假印章偽造假合同的犯罪經過,杭州市公安局的司法鑒定確認了上述事實。

  錢江支行的工作人員宗忠、吳艇也向公安機關交待:經銀行領導同意后,他們偽造劃去了第四條第、項特別約定的《保證合同》,并用這個假合同向法院起訴。

  2007年2月5日,江干區法院以偽造公司印章罪判處杜慧琳、程志祥2人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一年。宣判后,2人都沒有上訴。

  知情人透露,由于錢江支行做了大量的工作,檢察機關暫時沒有追究銀行工作人員造假的責任,但前提是銀行的貸款必須全部收回,不能損失銀行資產,否則將重新追究其責任。

  根據公安機關的偵查結果和法院查明的結果,浙江省檢察院向浙江省高院發出了浙檢民行建字第12號《檢察建議書》,認為該案“終審民事判決采信了偽造的保證合同,并以此作為主要證據認定順風集團應承擔保證責任,該認定存在錯誤”;“錢江支行與三利公司協議變更主合同的行為并未征得保證人順風集團的同意,順風集團無須再承擔保證責任”,因此建議浙江省高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予以糾正。

  結果出乎所有人的預料,浙江省高院于2009年3月18日再審判決,還是維持了原判決,順風集團承擔保證責任。

  再審判決的理由是:“原判依據建行錢江支行起訴時提供的經過單方擅自改動的《保證合同》所認定的事實有誤,應予糾正。但依據《保證合同》的約定以及《擔保法》司法解釋第三十條的規定,順風集團仍應承擔保證合同,故原判實體處理并無不當”。

  浙江省檢察院民行檢察處處長付國云和副處長曹呈宏對這個判決也很無奈。

  他們告訴《法人》記者,《擔保法》第24條規定:債權人與債務人協議變更主合同,應當取得保證人書面同意,未經保證人書面同意的,保證人不再承擔保證責任。保證合同另有約定的,按照約定。

  “本案中錢江支行與三利公司協議延長了債務期限,沒有取得順風公司的許可。如果依照《擔保法》順風公司無須再承擔保證責任。”付國云說。

  “但是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卻做出了相左的解釋。”曹呈宏接過話茬說,“最高法院的擔保法司法解釋第三十條規定:”債權人與債務人對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變動,未經保證人書面同意的,保證期間為原合同約定的或者法律規定的期間,保證人仍應當承擔保證責任。

  “浙江省高院正是依據這一司法解釋判決的。”付國云說,“最高院再審判決后,我們專門進行了討論,后來認為沒有抗訴的必要了。”

  他們的理由是,“抗訴到哪兒也沒用,全國法院依據的都是最高院的司法解釋。”

  對銀行造假的問題,錢江支行行長來劍表示不知情。該行綜合部管理負責人周健新的說法是“一切以法院的判決為準”。在浙江高院,記者幾次聯系,都沒有采訪到主審法官。

  順風集團法務總監羅建慶對這個判決和解釋相當不滿:“照此邏輯,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擅自改動合同期限,無需經過保證人的同意,那么保證人的權利在哪里?法庭為何對假合同不管,這里面到底有什么貓膩!”

  專家觀點:程序錯誤難保實體公正

  這個再審判決在學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一些了解此案的人員和法律專家都感到非常震驚,非常不可思議,認為此判決“曲解法律條款”。羅建慶更是認為,“這是法院在斷章取義、玩文字游戲、是在?;のシǚ缸锏囊環?。”

  “浙江省高院的判決存在嚴重程序問題,一審原告錢江支行主張保證權利時,依據的是偽造的假合同證據,既然證據被證明是假的,就視為其沒有證據,法院就應該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法院不能一、二審認為假證據是‘真的’時這么判,再審確認假證據是假的時還這么判,這不是成了笑話嗎?”北京大學法學院一位著名法學專家如是說。他說,“程序都錯了,實體如何公正?”

  另一位專家認為,此案已過訴訟時效。他說,2006年9月,杭州市公安局通過兩份鑒定書證明原告提供的保證合同是偽造的。退一步講,錢江支行即使依據原真《保證合同》再次起訴,請求法院判決順風公司承擔保證責任,也已經過了訴訟時效。因為原真合同規定順風集團的保證期間為2004年7月至2006年7月兩年。

  一些資深法律人士表示,浙江省高院的判決顯然是曲解法律、斷章取義。

  他們認為:“擔保法第二十四條最后一句‘保證合同另有約定的,按照約定’的規定,最高法院并沒有對此作出司法解釋,因為這一規定的含義十分明確,無須再作解釋。”此案原真《保證合同》第四條中“以下兩種情況除外……”的特別約定,無疑屬于“保證合同另有約定的”范疇,應該“按照約定”處理。錢江支行和金義集團不惜冒著犯罪的風險偽造印章,制作假保證合同劃去這個特別約定,就是要避開這一規定,讓無過錯的順風集團替他們雙方承擔巨額損失。遺憾的是,再審判決恰恰“漏掉”了這個對順風集團有利的規定,幫助作假者完成了心愿。

  “這個判決顯失公正,這個判例可能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中國政法大學一位法學教授認為,根據公安機關的破案證據,錢江支行在知道三利公司的展期協議上使用的是假順風集團印章后,非但不阻止違法行為減少損失,反而與其共同偽造了假《保證合同》,并以假合同起訴,這顯然屬于嚴重妨礙司法訴訟秩序,無疑是犯罪行為??墑?,浙江省高院的再審判決卻作出這樣的判決——違法犯罪的一方不承擔一點責任,無過錯一方反而要承擔全部責任,這只會起到鼓勵當事人造假打官司的作用。